2022-06-05 08:00:00 nf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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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真实生长》用了十年时间,在第一批素质教育改革试点的北京十一学校里,跟拍三个学生的成长过程。 (受访者供图/图)

2014年,导演张琳参与了一部反映北京十一学校教育改革的纪录片。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数次更换导演,经费也所剩无几。当拍摄素材越积越多,主创团队却发现这部作品的主旨似乎正在渐渐偏离最初的方向。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主要内容之一是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同年8月,北京十一学校在时任校长李希贵的牵头下,决定组织教学形式变革,以“选课走班”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班级制度,同时推出导师制、选修课等举措。次年,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

当时,这种高中教学方式的转型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赞美声和质疑声几乎同时到来。在高考选拔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这样一场教育实验如果不成功,影响的将是数百孩子的前途;就算成功了,面对地区之间的差异,十一学校的经验又如何复制呢?

伴随着沸沸扬扬的讨论,十一学校成为媒体的焦点,媒体人粟国祥意识到,教育改革的成效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2012年,他决定自筹资金,以纪录片的方式进行长期记录。

2014年,北京十一学校成为教育部等部委向全国推出的唯一一个基础教育改革典型。很多城市都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经验,十一学校的盟校开始遍布全国。李希贵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十一学校的经验不可以复制,但是可以嫁接。可以萃取其成功因素,将之移到不同的土壤中,使其与那里的气候相适宜,从而产生具有共同文化基因而色彩缤纷的不同学校。”

与此同时,这部原本名为《教育突围》的纪录片却遇到了瓶颈。导演团队原本计划拍摄三年,以孩子们的高考作为结尾,来展现这场教育改革的成果。但当剪辑成片后,内部放映会的效果让大家沉默了。

张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初的版本效果不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随着各种教育实验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件的学校展开,十一学校的实践已经不再那么新颖。而且如果仅仅描绘一场教育改革如何进行,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其实无法去评判这场改革是否成功。最终导演组商议,将片子的主题放在三位主人公的个人成长上,呈现他们如何寻找“内驱力”的过程。

2022年,系列纪录片《真实生长》上线后,片中的主人公与普通观众一样,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这部伴随他们成长的纪录片。

“理想状态下的微型社会”

回望15岁的自己,主人公之一周子其将这段高中岁月形容为“展现了一个接近理想状态下的微型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周子其是从十一学校初中部直升进入高中的文科生,高中时代的他喜欢历史,手边经常拿着一册《剑桥中国史》。作为学校辩论队的主力,他说话习惯引经据典,但课余时间总是偷偷打游戏,是张琳眼中的“非典型学霸”。

2012年,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适应军训,年级书记、历史老师李亮以“军训时是否可以违背命令擦汗”为题展开了一场关于规则和自制力的演讲。

开学之后,周子其没有放弃对“规则”的挑战,他翻看了学生管理手册后,立刻动笔给校长李希贵写信,表达了自己对军训制度和禁止早恋的不满。“学生手册上说,男女不当交往产生不良影响的会记大过,可什么是‘不当交往’,什么是‘影响不良’,这个自由裁量度太大啊……”

两封信写上去,李希贵组织开会研究,事后还在“校长有约”环节(每周例行的学生和校长饭局,学生可自行报名),对学生代表说:“尽管有些事情,你们了解得不是那么全面,但是你们的眼光很好,你们的视角很好,老师们特别感谢你们。”很快,周子其的意见被采纳,十一学校宣布取消初中部军训,高中部军训减少了两天。

周子其还和几个同学成立了“学生内阁”,参与到学校的具体管理中,针对学校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意见。他的种种“离经叛道”没少让导师李亮发愁。升入高二之后,面对高考的压力,周子其不得不放弃辩论队的训练,导致他们第一次输掉了比赛。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名为《还“自主”以自主》的文章抨击学校的改革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发到了网上。

为了这件事,李亮罕见地动怒了,但他没有在周子其面前拿出老师的威严,而是以“亮哥”自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如李希贵强调的那样:“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

在一次老师的聚餐中,李亮酒后兴奋地站起来向其他老师“炫耀”:“我的这批学生非常厉害,他们能改变十一学校食堂的价格,你服了,我也服了!”在张琳看来,周子其在十一学校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谓是“如鱼得水”。

“我没想到他们能管得这么松,可幸福了。”面对镜头,陈楚乔总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与冷静。陈楚乔是从其他初中考入十一学校的理科生,几乎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她承认自己不喜欢承担责任,迷恋看电影、读小说、听摇滚乐。